一九四九年底，从江津县白沙工作回来转组织关系，区委把我留下，当天分配我去元明乡征粮(工作队早已到乡了)。
不久川东区党委征粮工作队（简称川东队）来元明、西彭。
元明加上区的近二十人，该乡二十个保三万人口（建政划为两个乡）分四片，混合编组，每组管五个保，我被定为二组长，管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保，是富裕地区，到春节，我组征的粮相当于其他三个组的总合。
川东队来后，区委把工作队长肖去非等本区干部逐步调走,到春节前剩下只有我和郭成良，后指定我负责。
元明最大的地主方××住五保，收租300多石，我和保长去征粮，见一老汉头带顶粘窝（羊毛粘织便帽），脚穿麻鞋，在地坝砍竹子，当时我想这定是地主的长工，保长介绍他就是大地主，向他讲了征粮意义、政策，算出应征的数额，他听了表示拥护。才知道这是个‘土’地主，赶场办完事就回，即使要吃东西也只是在场角吃碗汤锅就走。我组应征任务未完成（闹土匪了），但还比较顺利。
过第一个春节。放假四天，集中在区过节。
我和老郭都回区了，川东队去三区（那里他们有人）过节。
那时已有匪情，区委通知各乡负责人留区（开会），回去一人守阵地，老郭不愿去，只有我回，元明离区远（60里），又复杂，区委特派区中队涂鸿彬与我一道，回元明。
情况大变，两天前有身着军装，戴军帽，配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西南服务团十多人，土匪不敢公开。现在天一黑，乡公所背后的两个小山头，枪声不断，乡公所的房子是两面砖墙，两面木板，无防卫能力，我们把一张很结实的红豆木会议桌，立在门后作掩护，枪上膛，坚守通宵。
第二天黑，枪声又响，涂鸿彬把乡丁叫醒，集合去追，三天假满，回区开会。
土匪公开打的第一枪。春节后我调福寿负责，农历正月十四日过大年天的晚上，九点钟，我在办公室洗脚，街上枪声不断，打三、四十枪。
洗完脚倒水时，碰见乡丁班长张定国，他告诉我，土匪进场了，并说其他同志已走，叫我和他一道快走。
我们从乡公所背后垮围墙出去，过柑子林，到去石板的大路水口（地名）处，在路边菜子田背后蹬下听动静。
一个多小时后，脚步声由远而近，几十个人从大路去石板方向，等了许久，听不见什么。我和张定国往街上方向走小路、田坎、土洼，走一段，听一阵，再走一段，天快亮到场边。
张定国当乡丁多年，每间铺子都熟，选一可靠户进场，弄清情况后，回来告诉我说：“几十个土匪从江津街(福寿场、江津、巴县各管一边)进场，打几十枪，在江津街一铺子内休息，喝水、吃烟，一、二小时后，从水巷子出场。去石板方向，就从我们面前大路走的。
回乡公所天已亮，我用电话向区委作了回报，当天全区干部在陶家场集中成立武装工作队。
元明、西彭武装工作队成立。
春节后元明本地干部已全部调走，川东队提出要有区干部参加，并点名要我回元明。
这个队共三十二人，除我、陈荣泽、郑友道外，都是川东队西南服务团的江、浙、沪的学生，其中少数几个南下干部。丁以浩是队长（在山东当区委书记，打过仗）西彭牛洪田、元明张殿啟和我，组成像队委会一样，研究决定问题，任务是剿匪，征粮基本停止。
荷枪实弹，集体行动，一时在元明、一时去西彭，行踪不定。随形势发展，开始住街上，后住乡下，周围乡被土匪占后，迁往江津县城河对面中渡街（离元明十五里）。
老丁枪法好，赶场天在场边一块大田中有只白鹤，二百米远，老丁用步枪对准，枪响白鹤倒地，“神枪手”美誉流传，土匪闻之丧胆。 |
